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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日常生活的平淡之美——再读《浮生六记》******

　　【读书者说】

　　作者：苗怀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我跟随演员们的脚步缓缓走进沧浪亭的那一刻，忽然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感，不知道是自己走进了历史，还是历史来到了现实。感谢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它让以往案头密密麻麻的文字符号还原为眼前鲜活亮丽的风景。

《浮生六记》苗怀明 译注 中华书局 苗怀明提供

　　一部非常纯粹的文学经典

　　到底是身处2019年11月15日观赏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的这个晚上还是1780年中秋节沈复、芸娘坐在沧浪亭乘凉的那个月夜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场景几百年来每天都可能发生，可以发生在乾隆年间苏州的沧浪亭，可以发生在光绪年间南京的莫愁湖，可以发生在民国时期杭州的西湖，自然也可以发生在当下扬州的五亭桥。

　　这是一对刚结婚半年多的小夫妻，正享受着新婚带来的甜蜜，男的叫沈复，女的叫芸娘。虽然已到中秋，姑苏一带还有些闷热，他们在傍晚时分登上沧浪亭乘凉，先是欣赏夕阳西下，再细品皓月当空，或向外眺望，或坐下闲聊，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需要去发朋友圈，也不需要刻意拍视频，因为这不值得显摆，不过是二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

　　在忙忙碌碌、天天急着上班打卡的现代人看来，如此富有诗情画意的场景更多出现在影视剧里，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和自己的生活有着太远的距离，即便是利用假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去一次沧浪亭，也不过走马观花，无法体会沈复、芸娘夫妻的那份闲适和恬淡。对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们来说，生活就是生活，艺术则是艺术，但是对这对小夫妻来说，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两者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不仅仅体现为沧浪亭的中秋赏月。

园林版昆曲《浮生六记》剧照 苗怀明提供

　　翻开全书，所写不过儿女情长，家长里短，这样一部书何以能成为文学经典？

　　的确，从表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一部条件并不具备的经典名著，或者可以说是一部非典型名著。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有一些先天不利的因素，比如说作者沈复，他虽然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但并没有得到过功名，在那个时代，这就决定了他身份的卑微，没有青史留名的机会，整天为生计而奔波，他开过字画店，做过幕僚，还到广东贩卖过货物，活得相当艰难。他的生平事迹别说现在无从知晓，就是在当时，也没多少人关心和知道。

　　再看《浮生六记》这部书，虽然写得颇为用心，但别说刊刻，就连最起码的流传都做不到。沈复去世多年之后，都没有人知道这部书的存在，更不用说记载和评论了。如果不是杨引传这位有心人在冷摊上偶然得到书稿，并将其刊印出来，我们今天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世间竟然还有这么一部奇书。

　　但就是这么一部篇幅不大的书稿，被发现的时候竟残缺不全，全书不过六卷，还遗失了最后两卷。

　　《浮生六记》能残存下来，已经算是万幸了，甚至可以说是偶然，怎么也和文学经典画不上等号，两者之间似乎有着太过遥远的距离，估计当时在写作时，沈复也不敢有这样的奢想。

　　奇迹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光绪三年（1877），杨引传将残存三分之二的《浮生六记》和另外三部笔记著作即《镜亭轶事》《天山清辨》《闻见杂录》一起收入《独悟庵丛抄》刊行。刚一面世，《浮生六记》便一枝独秀，大受欢迎，迅速风行海内外，书坊争相刊印，到当下各类版本至少有200种，而《独悟庵丛抄》所收的另三部笔记则一直无人提及。如果将四部书的合刊看作是一场竞争的话，《浮生六记》完胜。

　　伴随着《浮生六记》的一纸风行，它陆续被各类作品集收录，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被拍成电影，改编为舞台剧，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并出现专门的研究著作，这些通常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经典的指标，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浮生六记》都具备了。

　　这是一部非常纯粹的文学经典，不靠作者的名气，不靠书商的宣传，靠的是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看起来有些偶然，实则又是必然。

　　平淡生活中最为真实的美

　　那么，这本书的魅力究竟何在？全书篇幅不长，并没有展现宽广的生活面，也没有传奇故事和戏剧冲突，写的不过是一对夫妻的日常生活，而且是那种很私人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我们也正在经历着，日复一日，好像没什么可说的，究竟是里面的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们？

　　答案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浮生六记》的魅力就来自它的平淡，这种平淡既是指内容，也是指风格，平淡并不一定非要和单调乏味画等号，它是一种美，一种最为真实的美，只是不少人未能感悟到而已。通过《浮生六记》可以领略这一点，我们由此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得到人生的启迪。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拿《浮生六记》与《红楼梦》做个比较，这部书曾被誉为“小红楼”，可见不少读者意识到两书之间的相似性。

　　说起来也巧，曹雪芹去世的时间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第二年，沈复和芸娘相继出生，这似乎构成了一种人生的接力，这种接力还表现在创作上。《浮生六记》虽然人物、内容、情节与《红楼梦》差别很大，但其内在精神则是相通的。不妨将《浮生六记》视作《红楼梦》的一部特殊续书。

　　二百多年来，《红楼梦》读者的内心里一直有个遗憾，那就是宝黛的爱情没有走向婚姻，因黛玉的早逝而人为中断。假如两人一起牵手走进婚姻殿堂，那该会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结局呢？

　　让我们按照生活自身的逻辑完成这个假设。笔者曾写过《宝黛结合又如何》一文，大致的内容是：假如宝黛结合，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就是生儿育女。孩子的陆续降生意味着贾宝玉、林黛玉告别青春时光，步入成年时代。随着孩子长大，不管贾宝玉有多么不情愿，人生的列车必定会将他送到父亲贾政的位置上。同样，面对孩子的吃喝拉撒，林黛玉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再去多愁善感，一个合格的母亲不可能在孩子成长的时候缺席，柴米油盐注定会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于是，贾宝玉、林黛玉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贾政、王夫人，这意味着往日生活的一去不复返，再也不能肩扛花锄去葬花，再也不能躺在奶奶怀里打滚，再也不能去吃女孩嘴上的胭脂。一切年少轻狂已成陈年往事，面对着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打着世俗和利益的各种盘算，不再有诗和远方，只有永远都处理不完的日常琐事。

　　再过若干年，宝黛二人又会坐在贾代善、贾母的座位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注定会将家族年轻人一代代成长的经历再次重演一遍，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循环往复。

　　问题在于，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这未必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自然更不是曹雪芹期待的人生。曹雪芹是位理想主义者，尽管家族败落，生活困顿，但仍然保有一份梦想，在困苦的人生中给自己，也给读者一点亮色，让大家不要活得太世俗。因此，林黛玉必须早早去世，她不能嫁给贾宝玉。随着贾宝玉、林黛玉年龄的增大，婚姻的选择也变得无可逃避。于是在他们成人之前，曹雪芹残忍的拉上了大幕。

　　老实说，笔者的这篇文章写得有些过于感伤和悲观，未能直面日复一日、高度重复的日常生活。《浮生六记》实际上延续了这个话题，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一个更符合生活逻辑的答案。

　　可以把沈复和芸娘的婚姻视作宝黛结合的现实版。两人十三岁订婚，十八岁成亲，说不上青梅竹马，却也称得上是情投意合。虽然他们的家世不如宝黛显赫，但四人秉性相近，都是属于聪俊灵秀的那种人，也就是《红楼梦》第二回里所说的正邪交赋。生在公侯富贵之家，就是情痴情种；长于诗书清贫之族，就是逸士高人。前者是宝黛，后者是沈复、芸娘。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十八岁结婚，意味着青春期的过早结束和成人世界的提前到来，这是曹雪芹不愿意面对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实际情况并不像曹雪芹担心的那样乏味，沈复、芸娘成亲后，生活确实平平淡淡，不外乎柴米油盐，但两人过得有滋有味，非常投入。两人或沧浪亭乘凉，或泛舟太湖，或改扮装束出去招摇，尽管这样的日子并不算多。居家的时候，两人因陋就简，把庭院、居室收拾得整洁雅致。

　　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活，何以沈复夫妇过得如此开心？关键在心态不同。沈复、芸娘用一颗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每一天，努力发现生活中的情趣，本来就没有过多过大的奢想，小小的收获都能有一份欣喜。如果把目标定得过多过大，满足的日子注定大大少于不满足的日子，正如人们常说的，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这并非自我麻醉的阿Q精神，而是一种正确对待生活的态度，再说即便每天愁眉苦脸，日子就会因此而改变吗？

　　这就是《浮生六记》给读者留下的启示。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渴望奇迹，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注定平平淡淡，努力过好每一天，发现生活中的情趣和快乐，也许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从这一点来说，曹雪芹的担心有些多余，宝黛的家庭条件比沈复夫妇优越很多，他们结合之后，生活未必就那么单调，也许比沈复更加丰富多彩，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相信读者从《浮生六记》获得的共鸣比《红楼梦》更多，毕竟沈复夫妇的生活离我们更近，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

俞平伯《题沈复山水画》 苗怀明提供

《独悟庵丛抄》本《浮生六记》 苗怀明提供

　　乐观又平凡的人生态度

　　《红楼梦》没有写到宝黛的结合，以悲剧而告终。《浮生六记》虽然写到了沈复、芸娘的婚姻生活，也仍以悲剧而告终。两者同样是悲剧，但内涵却各有不同。贾宝玉的出家是要告别往日的生活，而沈复撰写《浮生六记》则是记下自己对往日生活的留恋。平平淡淡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也许充满烦恼，一旦这种生活因家庭变故或其他原因而中断，马上就变得无比珍贵。人不能总是生活在记忆中，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随遇而安，这也许是《浮生六记》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全书所写，不管是欢乐还是悲伤，一切都那么平凡普通，我们在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惟其平凡普通，作者才不需要装腔作势，不必矫揉造作，对那些厌倦了说教训斥、读腻了高头讲章的读者来说，感同身受，从书中可以看到自己，从而引起强烈共鸣。真情实感，平淡自然，这就是《浮生六记》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地方。

　　转眼二百多年过去，尽管我们使用了手机、电脑，尽管地球已经变成了村庄，但我们并未走出《浮生六记》的时代，沈复、芸娘追求的幸福我们仍在追求，他们遇到的烦恼仍在困扰着我们，书中的事情昨天发生在沈复夫妇身上，今天也同样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本书的价值因岁月的积淀而变得更为丰富多元。

　　探讨这个话题可以从一个假设开始，假如沈复、芸娘生活在当下，他们的人生悲剧可以避免吗？只要认真阅读作品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悲剧在当下照样可能发生。芸娘的病逝固然与家境贫困、未能得到及时救治有关，但问题在于，假如她生的是无药可治的绝症，即便再好的医疗条件也没用，任何时代都会有悲剧的发生，不能把什么悲剧都甩锅给封建礼教，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推卸责任。

　　沈复夫妇生活的困顿固然与父母有关，父亲将他们逐出家门，这是他们不幸的开始。这种家庭的不和谐现在照样存在，不能都归结为封建礼教。沈复父亲做事比较粗暴武断，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沈复夫妇自身难道就没有问题吗？沈复作为儿子，没有处理好与父母、弟弟的关系，作为丈夫不能保护生病的妻子，作为父亲不能给两个孩子幸福安宁的生活，板子不能都打到父亲身上，老人即便有过错，也负不了这么多责任，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宽容开明，宽容开明只能作为一种运气，可遇而不可求。作为儿媳的芸娘多管闲事，做事莽撞，恐怕就不能仅仅用天真来辩解，毕竟都是成年人了，毕竟也是孩子的母亲了，处理好与公婆的关系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一环，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芸娘的美丽、聪慧和善良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大家为她的不幸感到同情和惋惜，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她的另一面，那就是幼稚、天真，作为成年人，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优点，做事欠考虑，把本来应该和谐的家庭关系弄得一团糟，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天真阶段。假如宝黛结合的话，大概率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问题只会更棘手，贾府的生活远比沈家要复杂，如果发生冲突，矛盾只会更加激烈。

　　芸娘是全书中最让读者牵挂的人物，她之所以如此可爱迷人，固然是出自其个人的禀赋，但不能不说她是因作者沈复而美丽。是作者可贵的开明、包容和爱心，给她提供了展现美丽人生的舞台，并将这些美好瞬间用文字记录下来，尽管这个舞台实在太小了。可以想象，如果换成一个俗不可耐的男人，比如《红楼梦》里的贾赦、贾珍之类，芸娘还能有这些逸闻趣事吗？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妻子的命运几乎完全掌握在丈夫手里。有什么样的丈夫，就会有什么样的妻子。是沈复培养和塑造了一位可爱迷人的妻子。当然这样的培养、塑造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芸娘自身性格及为人处世的缺陷给自己同样也给丈夫带来了很多麻烦。

　　书中的沈复是一位有才气、有个性的文人形象，相信这也是他有意留给后人的自画像。他虽然社会地位不高，生活困顿，但依然保持着难得的自尊，苦中作乐，享受人生，享受生活，即便是在借钱回家的路上，也要顺道到虞山一游，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难能可贵，对每个有着类似不幸遭遇的读者都是一种安慰和启发。《浮生六记》虽然写了不少人生的苦楚和无奈，但字里行间丝毫找不到那种毫无节制的宣泄和哀怨，而且作者的享乐也不是醉生梦死，自甘堕落的那种。他不仅热爱生活，而且懂得如何生活，尽管生活贫寒，但充实而有趣。看看他讲盆景、家居的那些文字，就可以知道，他绝非泛泛而谈，而是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从摹写山川风景的那些文字，可见其独到的鉴赏眼光，他不喜欢苏州的狮子林，不喜欢扬州的五亭桥，不喜欢南昌的滕王阁，但并非故意在唱反调，而是能讲出一番道理，给人以启发。

　　如果生活在当下，具备这样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相信沈复不至于沦落到没饭可吃的程度，他可能是位大学教授，可能是位园林专家，也可能是位成功的商人。这并不是说，现在就一定比那时好，但最起码实现人生的机会及评判成败的标准要相对多元一些，人生舞台相对要大一些。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二百多年间，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沈复笔下的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荆州，地名还是原来的地名，位置还在原来的位置，沧浪亭至今依然游人如织。但有了一部《浮生六记》之后，一切发生了改变，往日的风景又多了一层内涵和魅力，这不是眼睛能看到的，需要用心去体会。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1版）

早期中国文学中的极美与极丑******

　　作者：刘书刚（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美与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艺术品鉴中都广泛使用的一对概念。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种，文学自然是以美为尚的，俊美的人物，精美的器物，赏心悦目的风物景观，凡此种种历来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不过，触发审美愉悦的机制是复杂的，有时候，对一些丑陋怪奇的事物的精妙描写，同样也可让人在惊心骇目之后欢喜赞叹，审丑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方式。在早期中国文学中，极美与极丑的书写即已大量存在，这类尝试既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想象力，也可促进表达技艺的提升，对于文学的演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美好之下往往暗藏凶险。《左传》记载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桃色故事：夏姬是美色冠绝于世的一位奇女子，陈灵公及两位大臣孔宁、仪行父与之私通，身遭篡弑亡国之祸；楚庄王以平乱为由入陈，被掳回的夏姬又成为楚国君臣垂涎、争夺的对象。最终，申公巫臣运用智术，携夏姬奔往晋国，为此他放弃了自己在楚国的一切，也让宗族陷入灾难。夏姬的女儿同样是天生尤物，叔向想要聘娶，母亲劝阻他，指出“甚美必有甚恶”。“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夏姬母女那惊人的颜值，与一众相关男性的悲惨命运，无疑给当时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将灾祸归结于女色，对夏姬等女性并不公允，只是，极美之物在散发出难以抵御的魅惑的同时，也让人心生恐惧，这颇合乎常情。

　　叔向母亲阐述的美恶相生，主要是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出的祸福相倚之理，《老子》又将这些朴素的智慧，提炼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第二章）等警句。庄子则在极美、极丑两端同时发力书写，借以阐发自己的诸多思想，其另辟蹊径的思考，与别具风姿的文学风格正相适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

　　极美、极丑的书写，都出现在庄子对得道之人，亦即所谓“神人”“至人”的描绘中。《逍遥游》篇中的神人是华美而曼妙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纯粹而高洁的神人，居住在遥远的姑射之山，超脱于凡俗的人间，游走在广阔的空间里，怡然自得，自如无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诸子所盛称的“圣人”，往往呈现为睿智深沉的中老年男性的样貌，唯独庄子笔下的神人，虽不能明确其性别，就其描述来看，无疑有着浓郁的女性色彩。这种设定究竟有何深意，是庄子留给后人的一个谜团，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如此令人神往的形象，无疑显示了他非凡的语言天分。

　　饶有趣味的是，在庄子笔下，很多境界极高的人物又是身体畸形、残缺而丑陋的。《德充符》篇中集中描写了这类人物，他们寄托着庄子的人格理想，却有着奇怪的样貌。王骀为兀者，不知是因为先天的残疾，还是后天的处世不谨招致祸患而丧失一足，但其弟子徒属竟然跟孔子一样多，他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更夸张的是哀骀它，他“以恶骇天下”，奇丑无比，“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男子追随他不忍离去，女子甘愿为其做妾，这莫名其妙的吸引力，与其无与伦比的丑恶，形成强烈的反差。至于“闉跂支离无唇”“甕[~符号~]大瘿”等人，从名字就可看出形体的怪异，或身形卷曲没有嘴唇，或长有恶瘤大如甕[~符号~]，但他们都让拥有权势的君主一见倾心。显然，庄子试图以此表明，外在的形貌无足轻重，这些怪人之所以有奇异的魅力，是因为他们内在完满充足的德行。

　　身体的畸形、残缺，有时来自造化那无可抗拒的伟力。庄子对于宇宙万物无休无止的运转有着深刻的认识，每一个个体，都裹挟在无穷无尽的变化中，都难免经历不知缘由、不可预测的变形记。他描写过一个叫子舆的人，因为一场大病，变得“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由于佝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脸颊低垂到肚脐处，肩膀高于头顶，五脏六腑因此都在身体上端，体内的阴阳之气也紊乱无序。但他“心闲而无事，跰[~符号~]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庄子·大宗师》）他知道，这丑陋由造物赋予，与其不接受，甚至心生厌恶，何如以审美的心态，来观察造物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庄子常以“观化”的态度来面对天地自然，变化本为世界之常态，降临在自己身上又何足为怪；而形体的转变越是丑陋，越是不忍直视，就越能凸显体道之人安时处顺的淡然。

　　庄子十分关注美、丑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并质疑人们区分美丑的标准。何为美？何为丑？种种据以评断的原则，往往不过是个人的偏见。他用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例子来说明这点：“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符号~]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庄子·齐物论》）猿猴与猵狙为匹偶，麋与鹿、[~符号~]与鱼相交，举世称艳的美女，在鸟兽眼中却是可怕的怪物，所谓的沉鱼落雁，实际上是避之唯恐不及。与此同理，每个人都有其喜好，有各自的审美标准，如果强迫别人与自己一致，或者自以为美，就会让人感到厌烦。“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山木》）以美自居，甚至以此自傲，谁能跟这类人相处而不感到别扭、尴尬呢？庄子力证美、丑之别并无一定之规，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事物无比丰富的差异性，每一种存在物都有其天然的价值。

　　神人、至人等不妨美得惊人，也不妨丑得骇人，这本身就说明，美、丑之类的区别在庄子心中并不重要，它们不过是人们强加于事物的，何尝损益事物之本真。虽然无所偏颇，但整体而言，极美与极丑之间，庄子书写后者时花费了更多笔墨，因为这有助于他破除人们的常识与偏见。虽以丑陋为描绘对象，但他纵横肆意的想象力和恣纵鼓舞的行文，无疑制造了一道奇崛的文学景观，闻一多先生即盛赞庄子写丑，说他开出了中国文学中“以丑为美”的新境界。

　　二

　　庄子在文学上才华天纵，但书写极美、极丑的想法，未必是其一人独创，或许是受到了战国时代的娱乐文化和文学风气的影响。姑射之山上的神人为何富有女性色彩，缘由颇难确定，但在摹写极美的文学传统中，美女本就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书写对象。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女性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美好，女色又是王侯贵族的一种重要消遣之物，呈现其姣好面容、要袅身姿和动人情态，自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对于一些偏于通俗、助人欢乐的文体而言更是如此。庄子之后不久，宋玉就以描摹美人绝色的赋作为自己赢得了声望，也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华彩。

　　《高唐赋》《神女赋》无疑是宋玉用力最深的赋作。两赋情节、文势相连一贯，实可视作上下二篇。《高唐赋》叙述楚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观览变幻莫测的云气，宋玉称其为巫山神女所幻化，而神女又曾向楚之先王自荐枕席。以云气为神女化身，或是因为女子那难以捉摸，又缭绕缠绵的魅力，正与云气相类。不过，此赋的主体部分转向了对高唐自然景观的描写，在《神女赋》中，宋玉才纵笔描摹又在楚王梦中现身的神女。赋中，楚王先复述了梦中所见：“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神女之来，如日月一般让楚王的眼前充满光亮，细细查看，又是如花似玉、五色相宣，令人目不暇接，令人心驰神荡。

　　楚王又令宋玉以赋写形，试图保留这短暂的印象：“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醲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通过对其身体各个部位的铺写，宋玉尽可能地展现神女形貌的每一个细节，这位翩然入梦的女性完美无瑕，几乎荟萃了时人对女性之美的所有想象。楚王、宋玉的先后描述，实际是将神女一人容貌做两番描写，更便于作者铺排笔阵、倾泻词源，宋玉也确实不遗余力地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词汇量和骋词造句的能力。这种无所不及、纤悉必具的写生留影，既是赋体的典型修辞特色，也能满足作者的炫才之心。此后，巫山云雨成为成语，不知承载着多少狎思和欲望。

　　早期赋作多与宫廷娱乐活动有关，赋之一体原本有俳谐轻俗的特质。虽然语涉狭邪，高唐、神女二赋的行文实际十分文雅，神女虽入楚王梦中，却能以礼自持，让楚王空留怅惘，可见宋玉已开始尝试提升赋体品格。相较而言，《登徒子好色赋》更能彰显极言美色的风气与当时游娱文化之间的关联，并且，极美之外，此篇也着笔于极丑一面，美、丑两面双峰并峙，相映成趣。

　　登徒子向楚王诋毁宋玉好色，这是一个充满谐趣的场景，宋玉则从容辩解。他说自己东家有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这位女子美得恰到好处，不假朱粉之修饰而天生丽质，但她越不可方物，就越能证明宋玉立身之谨严。至于登徒子，“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面对如斯丑妇尚不能克制欲望，究竟是谁好色，一目了然。宋玉夸张的自辩和夸诞的反击，无疑有让观者捧腹的效果。

　　书写极美是文学之当行本色，书写极丑则反映了追求谐谑的恶趣味。但这并非宋玉偶然涉笔，在当时的娱乐活动中，说丑与称美一样，可能都十分常见，为人喜爱。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中，有一篇名为《妄稽》的俗赋，可以证明极美、极丑的书写，在汉代仍然相当流行。

　　赋中，容貌德行俱佳的名族少年周春，在父母的安排下娶妄稽为妻，而妄稽的丑恶触目惊心，令人不敢直视：“妄稽为人，甚丑以恶。肿肵广肺，垂颡折额。臂夭八寸，指长二尺。股不盈骈，胫大五握。蔑畛领腋，食既相泽。勺乳绳萦，坐肄于席。尻若冣笱，膞膌格格。目若别杏，蓬髪颇白。年始十五，面尽魿腊。足若悬姜，胫若棪株。身若猬棘，必好抱躯。口臭腐鼠，必欲钳须。”即使想象力再充沛，恐怕也无法通过这大段的排比文字，在脑海中复原出妄稽的面貌，她几乎是一个全无人形的怪物。周春无法忍受与其一起生活，又纳虞士为妾，而虞士则是一位秀出人伦的美女：“色若春荣，身类[~符号~]素。赤唇白齿，长颈宜顾。□泽比丽，甚善行步。□□□……出辞和暇。手若阴蓬，足若踹卵。丰肉小骨，微细比转。眺目钩折，蚁犂睫管。”她让周春一见钟情，也得到万千宠爱。

　　妄稽不仅容貌丑陋，还既妒且悍。尽管虞士一再示好示弱，她还是不能接受妻妾共处的生活，对虞士大加迫害，此赋的情节也因此越来越离奇。为了使虞士免于灾难，周春甚至为其建造了一个坚固的堡垒，然而，在他外出之际，墉墙之坚，重门之深，还是阻挡不了妄稽的入侵。她劫走虞士，大加捶笞，虞士命悬一线，幸而周春及时赶回，方才逃得性命。值得注意的是，妄稽之丑与虞士之美，赋中都一写再写，极力铺衍。美、丑甚至有了相互催发的效果：妄稽越是丑拙暴虐，虞士就越发楚楚可怜。

　　这个看起来无法收场的故事，以妄稽病死终结，临终之际，她因为自己的残暴而露出悔意。周春为何会娶妄稽？此赋的一些情节事理上难以索解。不过，“妄稽”即无稽之意，表明此赋纯属虚构，并无意于讲述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对于当时的读者或观众而言，从极美、极丑的反差中，从丑妇作怪的戏剧性情节里获得愉悦，才是赋作最主要的功能，此篇因此具有极其强烈的戏谑、调笑色彩。《妄稽》篇已有残缺，据整理者推算，原文当有三千余字，篇幅不可谓短，堪称早期文学中极美、极丑书写的集成之作。

　　在赋体文学中，摹写美人是一个经典题材，宋玉之后，曹植《洛神赋》最为知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丑妇书写在赋体中也代有所作，甚至不乏佳构。相传潘越即有《丑妇赋》，可惜已经亡佚，敦煌文献中则保存了赵洽《丑妇赋》与《丑女缘起》等篇，明清之时，仍有人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必须承认，无论是书写美人还是丑妇，都有物化女性的嫌疑，但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这些书写既为文人提供了炫耀才华的契机，也给读者带来开怀一笑的愉悦。

　　极美、极丑的书写，庄子借之阐发哲思，破解人们的执念和偏见，《妄稽》作为一篇故事赋，主要功能在于取悦观众、佐人清欢，至于宋玉，他的赋作有偏向于俗的一面，也有化俗为雅的努力。总之，这组题材出入雅俗之间，有着丰富的面向和多样的精彩。进一步说，极美、极丑的意象在早期中国文学中实际有广泛的存在。《诗经》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硕人，也有肮脏的籧篨、戚施；屈原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香草美人与粪壤萧艾，也是用美、丑的对比，来形容诗人与污浊尘世的格格不入。推想事物的极端状态并极力描写，是思维与语言的双重实验，会迫使学人才士们神思飞扬，也要求撰文者提升表达技艺和修辞功力，这无疑有助于拓展文学的疆域，推动文学史的前进和发展。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